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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關于印尼的旅行文學,它有怎樣復雜的歷史、文化和族群?

曾夢龍2019-11-19 14:26:14

很難想象寫這本書需要投入多少精力、毅力和高深的背景知識,幸好皮薩尼兼具了這些特質。就算你不認為你對印度尼西亞感興趣,也要開卷一讀──內容饒富趣味,可挑動你無窮的好奇心,讓你感受到作者的熱情,窺知印度尼西亞對地緣政治的信心和實驗。──艾瑪·拉金,《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作者

《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

內容簡介

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由 13,500 座島嶼組成,住著 360 個族群,說著 719 種語言。它不僅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是一個有著文化多樣性與異質性的國家。印尼長年飽受殖民剝削與沖突戰爭蹂躪,擁有復雜的殖民經驗與艱辛的現代化歷程,加上其地理特征所導致的多種族、多語言、多宗教的特性,要理解它殊為困難。伊麗莎白·皮薩尼曾先后以駐外記者和艾滋病流行病學家的身份周游印尼諸島,觀察和理解這個神秘多變、處于現代與傳統的奇妙交匯處的國度,并剖析印尼近代史、政治制度、種族、宗教認同、僵化官僚體制,以及傳統的“黏稠”文化,將游歷中所見所聞的零星片段逐漸拼湊成一幅印尼畫像。

作者簡介

伊麗莎白·皮薩尼(Elizabeth Pisani),通曉印尼語、法語等多國語言,擁有中國古文、醫療人口學、傳染流行病學等學位, 1988 至 1991 年間擔任路透新聞社和《經濟學人》雜志駐印尼特派記者, 2001 至 2005 年以流行病學家身份與印尼衛生部共事, 2011 至 2012 年赴印尼群島游歷,現居倫敦。另著有《妓女的智慧:官僚、妓院與艾滋事業》。

書籍摘錄

十一? 族群對立與暴民正義(節選)

加里曼丹是婆羅洲島的一部分,屬印尼領土,共劃分為四個省份,總面積占該島四分之三。這座巨島中部群山環繞,森林蓊郁,北部則有兩個馬來西亞州:沙巴(Sabah)和沙撈越(Sarawak),以及小小的獨立蘇丹國文萊。

加里曼丹地廣人稀,每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十五人(爪哇則有一千零五十五人),但種族極為復雜。坤甸市長身上那種絲質禮服,是馬來族穆斯林常穿的傳統服裝,他們的祖籍在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早在歐洲人上岸前,已長期定居在加里曼丹沿海與河岸地區。加里曼丹內陸森林住著許多部落,現在統稱為“達雅克族”,他們習慣在河邊建造長屋集體居住,以劃船或徒步方式進入森林開墾農地。 18 世紀時,華人曾在加里曼丹西部建立一個獨立國家,近代又有來自爪哇、馬都拉島和印尼其他地區的移民陸續遷入當地,有些人是響應政府的越區移民計劃,有些人是被加里曼丹南部及東部的油田與煤礦工作吸引而來,因此大約每五名加里曼丹居民當中就有一名非本地人。

我曾在偶然間看到一個取名為“印尼幫”的博客,后來通過郵件認識了版主梅蘭妮(MelanieWood)。在雅加達短暫停留期間,我和她相約在當地雅痞常去的一家雞尾酒吧見面。兩人閑聊一陣之后,我提到了加里曼丹旅游計劃,她立刻自告奮勇說:“我陪你去。”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那天她穿著剪裁合身的上衣、深藍色短裙和一雙式樣典雅的綁帶高跟鞋,我無法想象她坐在車頂吊著暈吐袋的巴士里會成什么樣,于是趕緊向她說明我的旅游方式,她一點都不擔心,沒被我嚇跑。

梅蘭妮是個值得稱贊的旅伴:吃苦耐勞、足智多謀、笑口常開、幾乎對任何事都感興趣。身材高大的她有一頭閃亮的金發和一雙勾魂的碧眼,我站在她旁邊顯得很不起眼,甚至不太像老外。她號召力極強,總能吸引一群孩子跟在她屁股后面,還會大方地為她擺照相姿勢。

山口洋(Singkawang)是坐落在坤甸以北的濱海城市,從坤甸過去約需四小時車程,人口以華人占絕大多數,全市散發著濃厚的中國味,建筑大都為門面雅致的兩層樓店鋪,樓上陽臺設有列柱廊和金屬雕花遮棚,似乎仿自 1940 年左右的新加坡或檳城建筑,這些 20 世紀 80 年代落成的房子造型顯得有些過時。抵達山口洋的頭一晚,梅蘭妮和我坐在露天咖啡座品茗,店家專賣一種看來有點像南非國寶茶其實是用達雅克族在野外采來的各種菊花所沖泡的茶飲。一群年輕人騎著偉士牌和蘭美達1摩托車從我們身旁滑過去,擁有外形美觀的復古摩托車是當地最新流行趨勢,連嶄新的本田摩托車都被改裝成 20 世紀 50 年代的款式,騎士們也都戴著懷舊風頭盔,絲毫不理會全國摩托車騎士皆須佩戴全罩式安全帽的規定。

我跟咖啡店的華僑老板賀曼托聊了起來,他提到山口洋的西方觀光客不多,還打趣道:“我們這里最出名的只有人口販賣!”我曾聽說當地是郵購新娘生意的大本營,于是問他這是真的嗎,他說山口洋確實有新娘中介業,但不販賣人口。

新娘中介業興起于 20 世紀 70 年代初,那時臺灣企業大量采購西加里曼丹省的原木制成木材和板,到當地出差的臺商發現山口洋居民當中有許多華僑女子,認為很適合介紹給經濟狀況較差的臺灣老兵做伴,于是把這消息轉告給臺灣婚姻介紹所。后來這些介紹所協助男女雙方魚雁往返、交換相片,只要獲得本人和家長同意,女方就嫁到臺灣。賀曼托說,早期大多數新娘都是四十多歲——以印尼標準來看的老處女。“當然,有些男人會假裝很有錢,女方過門以后往往大失所望,不過大多數人對媒合婚姻都很滿意。”他指出現在未婚男女還是會通過婚姻中介牽紅線,也促成了不少好姻緣,

“等待嫁娶的人可以通過 Skype 聯絡感情,而且機票又這么便宜,男方只要有空就親自飛來探望女方,看看是否有繼續發展的可能”。當地某些新聞報道曾不約而同引用薩特里尼(Maya Satrini)說法,形容這些中介活動是“人口販賣”。我從 Google 網站上搜索得知,薩特里尼是山口洋市立艾滋病委員會成員,于是就晃進城里,想看看能否在委員會辦公室找她聊一聊,可惜沒能見到她。她的同事們與賀曼托的看法一致,認為新娘中介幫臺灣男人和當地女子牽紅線,其實跟網絡約會差不多。“一個是付費給約會網站,一個是付費給婚姻中介,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差別?”一位女士說。

主要差別在于婚姻中介必須確保女方家庭得到一筆聘金。納聘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傳統,近來卻被反對人口販賣者掛上“販賣”女子的污名。由于婚姻中介通常會和女方簽訂三到五年的合約,難免啟人疑竇。而簽約的好處是,萬一婚姻觸礁,女方可在不失顏面的情況下返回家鄉,情況類似印尼外勞依合約規定在馬來西亞做完兩年女傭之后重歸故里。不過,婚姻中介合約明文規定,若女方婚后生子,撫養權歸父親。

“如果女方出身于貧窮人家,嫁給臺灣夫婿大概是幫助父母最好的機會,子女孝敬父母在我們的傳統里還是很重要的。”賀曼托說。我聽了嚇一跳,因為我從沒想過印尼華僑中會有窮人。

印尼群島最早期的人類活動紀錄都是以中文寫成,過去一千年來,中國大陸移民至印尼的商人,在當地經濟活動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文化貢獻也很卓著。生于云南的回族太監鄭和將軍,曾將伊斯蘭教引進爪哇北部港口。不過,印尼人和中國移民的關系并不融洽。

事實上,最初移民印尼的華人,多數是在中國沿海家鄉待不下去的商人,因為15世紀初的一位明朝皇帝禁止商業活動,以詔書頒布貿易禁令。于是這些商人就在爪哇北岸的一些港口安家落戶,并學習爪哇語,娶當地女子為妻。 18 世紀中葉,爪哇至少有四座城市由華人統治。

華人也為爪哇帶來了經商技巧,當地的王公貴族們推崇這些華商的生意頭腦,常派他們擔任港務長、海關員和收稅員。荷蘭東印度公司亦如法炮制,雇用華僑征收稻米稅,以支應該公司對當地蘇丹與親王發動多次小型戰爭的經費。殖民政府不敢讓人口眾多的“本地人”致富,只容許少數華僑獨占鴉片館、當鋪和賭場的經營權。

荷蘭人也將大企業經營權——如在加里曼丹采金礦、在蘇門答臘挖錫礦、在爪哇栽甘蔗、在蘇門答臘種煙草和胡椒——出售給信譽卓著的華商。這些老板不雇用當地居民,而用船只從中國大陸運來數百名,有時多達數千名的華工,但這波新移民無須像過去的華僑商人一樣融入當地社會。到了 20 世紀初,印尼華裔人口已超過五十萬,其中半數住在爪哇以外地區,許多人的生活范圍不出華人圈,而且只說家鄉話,除了會改良祖傳的家鄉菜、祭拜和婚禮儀式之外,只知道埋頭工作。

梅蘭妮和我在山口洋意外發現了一家擁有老式“蛇窯”的陶瓷廠,蛇窯內部有條八十米長的隧道,末端是個蜂巢狀的窯爐。工人說,這種設計起源自古代的廣東省,不過該廠的蛇窯建于 20 世紀 70 年代。我走進窯里,看見數百件陶器被排列得整整齊齊,而且浸泡過看不出成分的灰色釉藥。窯內擺滿一千件待燒作品之后,工人就用磚塊封住窯門,然后升起窯火、添加木塊。二十個小時過后,陶器上面那層如灰泥般的釉藥,分別被燒制成明亮的橘色、褐色、綠色和淺藍色,成為各式各樣的陶壺、陶像和裝飾陶龍。陶瓷廠的院子后方是座磚廠,一名瘦瘦高高、相貌清秀的中國北方青年,用獨輪車推著滿滿一堆剛挖好的陶土,從工廠下面一個小池邊現身。他稍稍揉了幾下陶土,就把它們分成幾大塊,然后在兩名女工面前拍打陶土。女工站在一張桌子前各自抓起一把陶土,壓進一個長方形模子,然后用金屬刀片將陶土上端削平,接下來把剛用模子“壓印”而成的新磚塊倒扣在桌上,每壓出一塊磚頭可賺六十盧比,大約是美金四分錢。兩位女工說,她們每天能壓制三四百個磚塊。我曾在南蘇拉威西省看過這種制磚法,當地磚廠女工的雙手因罹患麻風病變得又粗又短,老板則是一位身穿粉紅運動套裝的華裔女性。雖然印尼大部分地區的工廠都是華人當家,山口洋卻有不少每日收入低于兩美元的華裔女工。

我為此深感震驚,忽然意識到我也接受了印尼人對華僑商人的刻板印象。印尼人普遍認為華商精明能干、勤奮努力、極度排外、樂于慷慨解囊資助同胞,老想從印尼人的荷包里多榨些錢出來,所以愈來愈富有。

我在印尼東部認識的一位印尼商人曾說:“我替華人工作很多年以后,看到也學到了他們的優點,尤其是努力打拼。”但他認為華人生活空虛。“他們做每件事只為了錢、錢、錢,從早到晚只想到錢、錢、錢,過著吃飯、賺錢、睡覺、賺錢、翹辮子的生活,我不明白這種日子究竟有什么意思?”

印尼人必須仰賴勤奮、精明的華人為他們提供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因此難免對華人心生忌妒。 1965 年的反共排華運動,給印尼大眾制造了報復的機會。 1965 年幸存的印尼華僑備受歧視,不被公家、軍事或其他機構的歡迎,教育程度較高的華人在迫不得已之下,紛紛投入民間市場、店鋪和小工廠。他們保持謙卑,力爭上游,鞏固在危難時期可資仰賴的親族關系。這些關系和波波媽媽與松巴島大家族之間的互惠關系相差無幾,只是印尼華僑不會拿水牛當交換禮物,而是以商業合約及資本作互惠媒介。

當年蘇哈托需要大批華人移民提供資本和商業網絡,于是對華商釋出壟斷事業經營權,華僑買辦也知恩圖報,力挺蘇哈托多項政治措施。印尼出口導向工業被注入大量資金,華商越來越富裕,盡管蘇哈托慣用的伎倆是:一只手為華人提供好處,另一只手又把利益奪走。他加深了社會對華僑的歧視,導致華僑經營的學校、寺廟、報社被迫關閉,華人也被迫取印尼名字。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一份澳大利亞政府出版物在一項引人注目的圖表中顯示,華僑掌控了印尼 80% 的經濟,其中第十七條批注提到,該數字不包括國營事業或外商多國籍企業所占部分。另一項修訂數據指出,華僑人口僅占印尼總人口 3.5% ,擁有的財富卻比印尼人多八倍。

過去印尼統治者若想讓民眾宣泄政治不滿,往往拿富裕的華僑當替罪羊,例如華僑社區曾在 1740 年首度遭到大規模攻擊。蘇哈托時代排華運動引起的大動亂,最終導致蘇哈托下臺,當年制定的多項帶有種族歧視性的法律自此廢除,印尼華僑相繼成立雙語學校,逐漸復原曾被搗毀的孔廟。一位華僑店家告訴我:“現在情況好多了,我的意思是,我再也不用成天操心店鋪會不會被燒掉、能不能順利度過今年了。”

梅蘭妮和我的攝影老搭檔恩妮一樣,坐在我們租來的摩托車后座,跟著我在山口洋市區探險,只要發現有趣的事物,就戳我一下示意我停車。有一回,我們在塵土飛揚的馬路邊,看到一位華人老太太正在晾曬幾排新做的面條。

我向她問好,但她不會說印尼話,于是我改用不太靈光的中文再試一遍,她立刻喜形于色地告訴我們,這面條廠是她兒子阿輝開的,還邀請我們四處參觀。

面條廠里的景象恍若第七層地獄,天花板上吊著一顆裸露的燈泡,一臺略似中古時代刑具的大機器在燈下一邊不停轉動,一邊發出噪音。身材瘦削、打著赤膊、汗流浹背的阿輝,把面粉、雞蛋、清水倒入機器的一個大洞,它就啷、啷地旋轉,嘰嘎、嘰嘎地震動,接著又發出喀、蹦、喀、蹦的聲音,好像有人在我腦袋瓜里打鼓似的。那機器噴出一團臭臭的黑煙之后,乍然完全靜止,原來是一顆螺絲釘松脫了。一名少年工人在面團里東探西探地撈出螺絲釘將它歸位之后,又重新啟動機器。最后,制面機吐出一大張面皮,工人先拉起面皮疊合壓平,再把面皮卷在一根大木棍上,仿佛一大卷卷筒衛生紙。

工人在墻邊一排凹槽架子掛滿了卷好的面皮后,制面機就換上刀片開始切面條。一名長相俊秀、戴著一頂破舊紅色牛仔帽的達雅克族男孩,站在這臺機器怪獸的大嘴旁邊,等它一吐出面條,就把面條披在幾根油亮亮的木棍上,然后交給一組男孩掛到隔壁的干燥室里。那是個采光極佳、有許多吊扇的大房間,吊扇上布滿蜘蛛網和煤灰,許多干面條像一排排窗簾似的被掛在吊扇下方,地板上擺著可加速干燥過程的生銹瓦斯爐,整個房間形同煉獄般熱烘烘。

面條簾子再過去是裝了臨時門的廁所,離廁所不到一米處,有個盛滿面條的熱水盆在火爐上冒著蒸氣。木盆里的面條煮軟之后,就被包裝起來配送給城里的街頭小販。

阿輝認為祖父創辦的這份事業前景并不樂觀,他兒子今年才六歲。“他長大以后不會想干這一行。”阿輝說,因此手下的工人全是達雅克族,“華人孩子會要求更高的工資,而且學會這門生意就不干了,然后自己辦廠跟你競爭”。

我們告辭的時候,阿輝的母親送了我一大袋面條。“能見到會講中文的人真好,現在年輕人很難得開口講中文的。”她說。

我回到菊花茶店后,跟賀曼托提起華裔后代不講中文這檔事。賀曼托說他父親是中文老師,曾在他家屋頂藏了幾本中文教科書, 1965 年排華事件結束后,他不敢違反蘇哈托頒布的政策,始終沒教自己兒子講中文。“我是失落的一代,覺得自己的根被切斷了。”賀曼托說。


題圖為紀錄片《殺戮演繹》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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