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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他們的勞作,約翰·伯格筆下 20 世紀歐洲鄉村生活衰亡錄

曾夢龍2019-11-19 14:26:09

像狄更斯和巴爾扎克曾經所做的那樣,約翰·伯格為我們的時代做了同樣的事情。——邁克爾·翁達杰,著有《英國病人》

《豬的土地》

內容簡介

1979 年,承接《幸運者:一位鄉村醫生的故事》(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1967)和《第七人:歐洲的移民工人》(A Seventh Man: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1975),約翰·伯格創作“他們的勞作”小說三部曲,記錄百年來歐洲山區農民向大城市遷徙的歷史之旅。《豬的土地》為其首部曲。

以法國阿爾卑斯的一座小山村為舞臺,伯格塑造了一群這樣的人:男的都苦干、多疑,女的都獨立。他寫初生的小牛和待宰的豬,寫人們在夏天打干草,在黑暗漫長的冬天休息。本書記述下去世的父親如何跟回鄉的浪子說,我原諒你;還塑造了一個非凡的女人——露西·卡布羅爾,這個被自家兄弟放逐到高山小屋里的女侏儒的三生,是由敏捷的青春、無畏的中年和強悍的老年所劃分的三生,會令所有讀過她故事的人難以忘懷。

最終,這本書可以看作是一份來自約翰·伯格的清單,他清點了在我們遺落古老田園的同時,有多少價值與財富也隨之失卻。

作者簡介

約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英國藝術評論家、小說家、畫家和詩人。 1926 年出生于倫敦,以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以及非虛構作品聞名于世,其中包括多部藝術批評著作。他的作品形式創新,具有深遠的歷史和政治洞察力。

他的第一部小說《當代畫家》(A Painter of Our Time)出版于 1958 年,之后,他的著作包括:《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小說三部曲“他們的勞作”(Into Their Labours),以及 1972 年獲得布克獎的小說《G.》等。 1962 年,永久遷出英國,在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的小村莊定居。 2017 年伯格于法國巴黎郊區的家中逝世,享年 90 歲。

譯者簡介

周成林,譯者、作家,獲第 11 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提名。

譯作包括《時光中的時光:塔可夫斯基日記》(Time Within Time,塔可夫斯基著)、《客廳里的紳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毛姆著)、《日本日記:1947-2004》(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著)、《世事如斯:奈保爾傳》(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帕特里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著)等。著有隨筆集《考工記》、《愛與希望的小街》、《跟緬甸火車一起跳舞》等。

書籍摘錄

引言(節選)

農民的生活是一種徹底致力于生存的生活。也許這是每個地方的農民完全共有的唯一特性。他們的工具、他們的莊稼、他們的土地、他們的主人可能不同,但不管他們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在一個封建社會或在不易界定的其他社會里勞作,不管他們是在爪哇種水稻,在斯堪的納維亞種小麥,或在南美種玉米,不論天氣、宗教和社會歷史有何差異,每個地方的農民都可定義為一個幸存者階級。一個半世紀以來,農民堅韌的生存能力讓管理者和理論家困惑。今天,仍然可以說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口是農民。然而,這一事實掩蓋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有史以來第一次,幸存者階級有可能活不下來。一個世紀以內,可能再沒有農民了。在西歐,如果諸多計劃像經濟規劃者預見的那樣實行,二十五年以內再不會有農民了。

直到最近,農民經濟向來都是經濟中的經濟。這也讓它經歷更大的經濟—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乃至社會主義的—之全球性轉變而存活下來。因為這些轉變,農民為了生存的斗爭方式常常改變,但是關鍵的變化產生于用來榨取他的剩余之各種方法:強迫勞務,什一稅,租金,稅賦,佃農制,貸款利息,生產定額,等等。

不同于所有勞工與被剝削階級,農民總是自我養活,這讓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只要生產出必要的剩余,它就融入歷史上的經濟與文化體系。只要自我養活,它就位于這一體系的邊緣。我想,你可以這樣說,不論何時何地,農民構成了人口的大多數。

如果你把封建或亞洲社會的等級架構大致視為金字塔形,農民位于這個三角形的底邊。這就意味著,如同所有邊緣人口,政治和社會體系給了他們最少的保護。為此他們得靠自己—在村落社團和大家庭之內。他們維系或形成了自己不成文的法律和行為規范,他們自己的儀式和信仰,他們自己口口相傳的智慧與知識,他們自己的醫學,他們自己的技術,有時候還有他們自己的語言。如果認為所有這些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化,不受主導文化及其經濟、社會或技術發展的影響,這一觀點則是錯的。農民的生活并非數個世紀一成不變,但是農民的優先考慮和價值觀(他們的生存策略)牢牢嵌入一種傳統,這一傳統比社會的其他傳統更為持久。在任何時候,這個農民傳統與主導階級文化未曾明言的關系,常常都是異端與顛覆的。“什么也別逃避。”俄國農民的諺語說,“但什么也別做。”農民的狡黠名聲世人皆知,這就是對這一秘密與顛覆傾向的認知。

沒有一個階級的經濟意識比得上農民。經濟有意識地限定或影響一個農民的每一項普通決定。但是,他的經濟不是商人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的。以最大理解來描寫活生生的農民經濟的,要數俄國農學家恰亞諾夫(Chayanov)。凡是想要理解包括農民在內的諸多問題的人,都應該倒回去讀一讀恰亞諾夫。

農民并不覺得從他那里榨取的是一種剩余。你或許認為,沒有政治意識的無產階級同樣不知道他為雇主創造的剩余價值,然而這一比較會讓人誤解—對于工人,在一個金錢經濟中為了工資而工作,很容易就會不知道他所生產的價值,但是農民跟社會其他部分的經濟關系總是顯而易見。他的家庭生產或想要生產他們賴以生活的東西,他看到這一產出的部分,也就是他的家庭的勞作之結果,被那些未曾勞作的人挪用。農民完全清楚從他那里榨取了什么,然而兩個原因讓他不覺得這是一種剩余,第一個是物質的,第二個是認識論的。1. 這不是剩余,因為他家庭的需要尚無保障。2. 剩余是一種終端產品,是一項工作早已完成的過程之結果,也是達到要求的結果。然而,對于農民,強加給他的社會義務卻是一種初始障礙。這一障礙常常難以逾越。另一方面,農民經濟的另一半卻在運行,他的家庭以此耕種土地,確保自己的需要。

一個農民可能覺得強加給他的義務是一項天生的責任,或是無可避免的不公,但不論何種,都是為了生存的斗爭開始之前不得不忍受的東西。他一開始得為主人工作,后來才為自己。即使他做佃農,主人的份額也是先于他的家庭之基本需要。鑒于農民肩負的幾乎難以想象的勞動負擔,如果這份勞作不太輕松,你可以說強加給他的義務是一種永久的不利條件。盡管如此,一家人還是得跟大自然展開本已不平等的斗爭,用他們自己的勞作維生。

因此,農民必須熬過從他那里獲取“剩余”這一永久的不利條件;在農民經濟維持生活的這一半,他必須熬過農業的所有風險—不好的季節,風暴,旱災,水災,害蟲,意外事故,貧瘠的土壤,動植物病害,莊稼歉收;而且,位于底邊,只有最少保護,他必須熬過社會、政治和自然災難—戰爭,瘟疫,強盜,火災,搶掠,等等。

幸存者一詞有兩個含義。它指的是從苦難中活過來的某人。它指的也是在其他人消失或死后繼續活著的一個人。我用這個詞提到農民,正是第二個意思。有別于很多早死、移民或淪為貧民的人,農民是那些繼續勞作的人。在某些時期,幸存的那些人無疑是少數。人口統計數據讓你大致知道災難的程度。一三二○年,法國人口為一千七百萬。過了一個世紀多一點,則為八百萬。到了一五五○年,升到兩千萬。四十年后,降到一千八百萬。

一七八九年,人口為兩千七百萬,其中兩千兩百萬是農村人口。十九世紀的革命與科學進步,給了農民以前不曾知曉的土地與身體上的保護;與此同時,也讓農民面對資本與市場經濟。到了一八四八年,農民開始大規模移居城市。到了一九○○年,法國農民只有八百萬。被遺棄的村莊—今天肯定又是如此—大概幾乎成了農村一個常態:它象征著一個沒有幸存者的地方。

用工業革命早期的無產階級來做比較,可能會清晰說明我講的幸存者階級這一含義。早期無產階級的工作與生活條件,讓數百萬人夭折或傷殘。然而,作為一個階級,它的人數、能力和力量卻在增長。它是一個參與并致力于不斷改變與增進過程的階級。不同于幸存者階級,決定它的基本階級特性的,不是它在諸多苦難下的犧牲者,而是它的要求和為之奮斗的那些人。

從十八世紀開始,全世界人口都在增加,起初很慢,后來加速,但對農民來說,生活新有的安全感這一普遍體驗,并未遮蓋它在前些世紀的階級記憶,因為新的條件,包括農業技術得以改善帶來的那些,導致新的威脅:農業的大規模商業化與殖民化,愈來愈少的田地不足以養活一家人,因此大規模移居城市,農民的兒女在那里被納入另一個階級。

十九世紀的農民仍是一個幸存者階級,不同的是,消失的那些人,不再是因為饑荒和疾病而逃走或死去的那些人,而是被迫遺棄村莊成為掙工資者的那些人。我應該補充的是,在這些新的條件下,有些農民致富了,但為了這么做,在一兩代人期間,他們也不再是農民了。

說農民是一個幸存者階級,似乎是在證實有著習慣性偏見的城市人對農民向來的看法—他們很落后,是舊的殘余。然而,農民自己并不認同這一看法隱含的時間因素。

常年靠著土地苦苦謀生,埋首沒有休止的勞作,農民卻把人生視為一段插曲。每天熟知的生死循環堅定了他的這一認知。這一看法也許讓他傾向于宗教,然而他的態度并非源于宗教,不管怎樣,農民的宗教跟統治者與教士的宗教從來都不全然相符。

農民把人生視為一段插曲,乃是因為他的想法與感受之二元對立運動,而這相應源自農民經濟的二元特性。他的夢想是回歸沒有困厄的生活。他的決定卻是把生存手段(比起他繼承的,如果可能,使之更安穩)傳遞給他的孩子們。他的理想位于過去;他的責任卻在未來,而他自己不會看到這一未來。死后,他不會去到未來—他對永生的觀念不一樣:他會回到過去。

這兩種運動,向著過去和未來,并非像一開始那樣看似對立,因為根本而言,農民對時間的看法是循環的。這兩種運動,只是環繞一個圓圈的不同方式。他接受世紀交替的順序,但不覺得這一順序是絕對的。認為時間是直線發展的那些人,難以接受循環時間這一觀念:這會導致道德眩暈,因為他們的道德規范都是以起因和結果為基礎的。認為時間是循環的那些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歷史時間的常規,那只是輪子轉動的痕跡。

農民想象一個沒有困厄的生活,在這個生活里,養活自己和家人之前,他首先不用被迫生產剩余,這一生活是不公正出現之前就有的原始生存狀態。食物是人的第一需要。農民在地里勞動,生產糧食養活自己。然而他們被迫首先養活他人,常常以自己挨餓為代價。他們看到自己在田里生產和收獲的谷物—在他們自己的地里或是地主的地里—被人拿去養活他人,或是拿來售賣讓他人獲利。不管壞的收成怎么說成乃上帝所為,不管主人/地主怎么被視為天生的主子,不管給出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解釋,基本事實卻很清楚:可以養活自己的人反而被迫養活他人。這樣一種不公正,農民覺得,不可能一直存在,所以他設想最初的公平世界。在最初,一種原始的公平有助于滿足人的原始需求之原始勞動。農民所有自發的反抗,都是想要再現一個公平與平均主義的農民社會。

這一夢想不是通常的天堂夢。天堂,如我們現在所知,無疑是一個相對閑適的階級虛構出來的。在農民的夢想里,勞作仍然必不可少。勞作是平等的先決條件。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想假設一個富足的世界;它們要求在豐饒面前人人權利平等,這個豐饒將由科學與知識進步構成。兩者對人人平等的理解當然很不一樣。農民的平等理想承認一個匱乏的世界,它的許諾,是與這一匱乏做斗爭時手足般的互助,還有公平分享勞作成果。身為幸存者,農民承認匱乏,跟他承認人的相對無知密切相關。他可能欽佩知識與知識帶來的成果,但他永遠不會認為知識進步讓未知領域減少。不把未知和已知的關系對立起來,說明他的一些認識為什么接納了,就外在而言,所謂的迷信與魔法。他的經驗讓他無法相信最終目標,恰好因為他的經驗如此廣泛。未知只能在實驗室的實驗范圍內消除。這些范圍在他看來很天真。

相對于農民的想法與感受偏向過去的公平,他的另一種想法與感受偏向子女未來的生存。多數時候,后者更強烈更有意識。只有這兩種思緒同時讓他確信,現在的插曲不能依照自身狀況來評判,這兩種思緒才能相互平衡;道德上,它由過去評判,物質上,它由未來評判。嚴格說來,沒有人比農民更不機會主義(不惜一切抓住眼前機會)。

農民對未來有何想法或感受?因為他們的勞作涉及介入或襄助一個有機過程,他們的多數行為面向未來。植樹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然而給奶牛擠奶同樣如此:牛奶用來做奶酪或黃油。他們做的一切都是預先準備—因此從來不會結束。他們把這一未來設想為一系列的伏擊,迫使他們誓言行動。這些伏擊就是各類風險。直到最近,未來最有可能的危險,乃是饑餓。農民處境最根本的矛盾,農民經濟二元特性的結果,就是生產糧食的他們最有可能挨餓。一個幸存者階級相信不起有保障的安穩或安適這一終極目標。唯一卻又重大的遠景就是生存。這就是為什么死者非要回到過去,在那里他們不再遭遇風險。

穿越諸多未來伏擊的未來之路,乃是老路之延續,過去的幸存者由此走來。小路這一形象很貼切,因為正是沿著一條小路,由一代又一代行走的雙腳踩出并維護,周圍的森林、大山或沼澤的某些危險才可避開。小路是由命令、實例和評說傳下來的傳統。對于一個農民,未來就是這條未來的小路,穿越一片已知和未知的不確定危險。當農民協同抵抗外敵,而這么做的沖動向來都是防御,他們采取一種游擊戰術—那恰好就是網狀一般的小路,穿越一個不確定的敵對環境。

直到現代歷史開始,農民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如我概述,并非與其他階級的看法有著根本差異。你只要想想喬叟、維永和但丁的詩歌就能明白;在這些詩歌里面,死亡,沒人可以逃脫,用來替代面對未來時的不確定與威脅等普遍感受。

現代歷史的開始—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時期—是以進步為原則,它既是歷史的目標又是動力。這個原則伴隨作為上升階級的資產階級而生,并為現代革命的所有理論采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斗爭,在意識形態層面,是關于進步內容的斗爭。今天,在發達國家,這一斗爭的主動權至少暫時掌握在資本主義手中,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造成落后。在不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進步”卻讓人質疑。

進步文化展望未來的發展。他們向前看,因為未來給予更大希望。在最英勇的時刻,這些希望讓死亡相形見絀(不革命毋寧死!)。在最普通的時刻,它們對死亡視而不見(消費主義)。對未來的展望,跟傳統透視法對道路的視角相反。不是退縮到遠方愈來愈狹窄,而是愈來愈寬廣。

生存文化把未來看成為了生存的一系列重復行為。每個行為讓一根線穿過一根針的針眼,而這根線就是傳統。這一文化并未設想總體的增加。

生存文化(左),進步文化(右)

現在,如果比較這兩類文化,思考它們對過去和未來的看法,我們發現它們是彼此的對照。

這有助于解釋,比起身在一個進步文化的經驗,身在一個生存文化的經驗為什么有著相反意義。且讓我們以農民廣為人知的保守主義和拒絕改變作為主要例子;這一整套態度與反應,常常(并非永遠不變)讓人把農民視為右翼的一股力量。


題圖來自:《第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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